2022年3月10日晚，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建国教授，为广外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研究生同学们带来了一场主题为《先因后创：新报刊史书写的实践路径》的精彩讲座。

赵教授首先以中西哲学史为缘起，强调历史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新闻理论应该是新闻传播史展开，论从史出。赵教授同时结合许多著名学者的经典案例，强调新闻报刊史继承和创新的重要性。

一、现有的报刊史成绩与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报刊史研究成绩卓著，诸如邓绍根、程丽红、倪延年等老师均发表过重大项目，更有方汉奇老师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与《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等巨著。然而看似繁花似锦的背后，却敞露出研究的单一和原地踏步般的茫然。

赵教授指出，现有报刊史研究主要包括下列问题：

1.主体意识不够，现有报刊成为政治史、思想史、革命史的附属品，没有展现报刊史应有的发展脉络。

2.编年史思维，只是按照顺序和结论排列所谓大事，缺乏思想和活力，没有把新闻史艰难曲折变化表现出来，将波澜壮阔的长河描述成平淡无奇的死水。

3.自我封闭，赵教授以《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为例子，指出报刊史自说自话，没有很好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包括历史学的知识，史料运用存在材料单一，对材料收集、考证、运用等方面存在问题。

4.缺乏理论，缺失问题意识，在新闻传播领域上，新闻史者理论最弱，只是套用理论和任意套用理论。

针对以上问题，需要增强新闻研究的本体意识，实现研究范式的转移。新报刊史要有多样的视角和分析单元，以实现范式的变革。

二、先因：新报刊史书写如何继承

赵教授指出，新报刊史书要先继承基本。首先继承历史学的基本原则，注意历史资料的极端重要性。高度重视史料，强调史料极端重要性，倡导“史料革命”。张静如先生指出，党史研究最突出问题，是人们对于第一手材料研究不够。这句话对新闻传播史研究对资料的把握不够这一问题十分契合，报刊史研究也存在着史料不足和史料不被重视的弊端。所以报刊史要通过史料建设，让历史事实说话，用事实说明事实，用历史说明历史，避免脱离实证的空谈，使研究成果经得起考验，实现研究科学化。

在拥有史料的基础上，还需要考辨资料，解释疑滞。要注重史料的比较参证，确保史料的可信度和科学性。同时要在具体时空解读史料，不能简单直面文本，望文生义，塑造历史客观性。

其次，尊重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要有通识和通史的眼光，知识普遍联系的观念。同时在中国发现历史，实现新闻学术研究的本土化，以中国人的眼光来发现中国史自身内在精神。

研究历史需要有哲学智慧，运用哲学的眼光来加以综合，阐述历史内涵意义，从历史细节中的总结规律。最后要多学科、跨学科的融合，历史研究应该借助其他学科理论。

三、后创：新报刊史书写如何创新

赵教授用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的关系引出如何很好地融合新闻学理论和新闻史的关系，将新闻传播学理论作为一种方法一种工具，一种技术。

在报刊史的研究中，一切新闻传播理论都视为方法论，借助各样传播学理论来进行报刊史和媒介史的创新，应用最新最好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历史问题。

在新闻传播史研究中，一切新闻传播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同时，历史又是研究新闻传播学最好的方法。

在选择理论上，赵教授提出：史无定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不能局限在新闻传播理论，要跨越学科边界。

同时，反对理论先行，以后见之明，以后起的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过去。新闻传播理论要用于研究过程，培育有关新闻传播史的独特问题意识，而不能仅仅用于表述。要以理论“照明”材料，而不是以材料迎合理论。

赵教授总结道：新闻传播历史研究的创新不仅要敬畏史料，还要敬畏理论。先因后创，正本清源，守正创新，史论并重。运用新史料和新理论才是对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基本路径和原则。其次，做新闻传播史研究，需要有着跨学科、跨领域的多方面综合素质，既要有历史学素养，又要有新闻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素养作为基础。最后，新闻传播史研究应该是实证研究、经验研究，要言之有据。既要语语心得，又要“字字证实”。

嘉宾介绍：

赵建国教授，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工作史料收集、整理与数据建设（1949—1966）”首席专家。主要从事中国新闻传播史、传播思想史研究。已出版专著2部，在《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学术月刊》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其中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新闻传播学》全文转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和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各1项。兼任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副会长、地方新闻史研究委员会常务理事。

文：李臻

图：梁韵凝

编辑：赖欣嘉，余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