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陈信凌教授为广外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同学们带来了一场主题为《国内媒介批评概说》的线上讲座。

讲座伊始，陈信凌教授提出媒介批评的必要性，并由此引出此次讲座的主题“国内媒介批评概说”。之后，陈教授结合一系列生动形象的案例，从“媒介批评刍议”和“惯性思维驱动下出现的集体偏差”两个角度为同学们详细介绍了国内媒介批评的发展历程。

第一讲：媒介批评刍议

陈信凌教授将媒介批评分成四个部分进行阐述，分别是我国媒介批评的缘起、媒介批评的必要性、学理性批评和非学理性批评。陈教授指出，我国媒介批评缘起于电视批评，最早可以追溯到1994年北京《电视艺术》杂志召开“电视批评”研讨会以及次年举办“媒介批评”笔谈活动。随后，他向同学们解释了电视批评和媒介批评的异同。

陈教授表示，媒介批评要着眼于媒介的正常运转与健康发展，批评应该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常规性工作，特别是当下无孔不入的大众传媒产品更加需要媒介批评的介入。他认为，保证媒介的良性发展，保护文化生态的澄明，对媒介的运行体制、传播型态、媒介文本等进行追踪与评说，是媒介批评的职责所在。

同时他强调，媒介批评可分为学理性批评与非学理性批评。学理性批评又进一步细分为界外批评与界内批评两类。陈教授认为，界外批评者的精神血脉与传统知识精英有着更为密切的传承关系，他们在视野的宏阔、器局的广大、对经典文化的迷恋等方面都具有相似的立场。

陈教授告诉同学们，一种真正能成立的批评，必须要有一定立场和原则的支撑。批评若要有力量，必须凭借理论的畅达和逻辑的严密，而不是仅靠一己的激情与义愤。

第二讲：媒体在惯性思维驱动下出现的集体偏差

陈信凌教授将媒体在惯性思维驱动下出现的集体偏差分为三部分进行阐述，分别是传播取向的偏差、新闻选择的偏差和命名与表述的偏差。

谈到传播取向的偏差，陈教授认为，传播取向的偏差是指作品整体命意与倾向的误失。他以春运报道为例，指出国内多数媒体持续多年对春运进行了集体性的深度介入。他表示，春运原本就是一个众人瞩目的难题，可是媒体集体性的介入，不仅没有使问题舒缓，还增强了问题爆发的频率和强度。他告诉同学们，不能让春运报道任由惯性驱动，而应该改弦更张，反其道而行之，传播一种新鲜而现实的春节理念。

在新闻选择的偏差方面，陈教授指出，一些新闻作品在新闻选择上存在误区，在新闻品质的判断上存有不当。他表示，某些事件或者事实在过去认为有传播价值，而时移世易，现在已经不能作为新闻事件展开报道了，但是一些媒体在惯性思维驱动下照报不误，结果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的影响。

关于命名与表述的偏差，陈教授认为，命名与表述一旦通过大众媒体，尤其是传统媒体的传播，便带上了仪式感和权威性，具有了不容置疑的确定性和说服力。但一些媒体似乎并没有慎重使用自己特有的命名与表述的权力，针对千差万别的描摹对象，不管在何种语境之下，大多率由旧章，循例而行。例如部分媒体在报道专业技术人员时，“著名”随手送、“大师”满天飞。

最后，陈教授作出总结，认为大众传媒因惯性驱动出现传播误区与新闻传播行业的特殊性紧密相关。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是克服新闻传播在惯性驱动下运作偏失的重要指导思想。

讲座最后，陈教授对于同学提出的问题作出了详细的解答。针对同学提出“媒介批评应该秉持怎样的价值立场去进行有意义的批评”的问题，他表示，目前无论是学界还是业界人士都较少涉足这个领域，未来需要更多的界内人士去关注这个问题，聚焦行业内的新动向。他提出，高校可以创办期刊，将媒介批评作为自己的期刊特色，更好的推动媒介批评的发展。

嘉宾介绍:

陈信凌教授，南昌大学人文学部主任、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广播影视“十佳百优”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赣江杰出教授、“赣鄱英才555工程”人文学科领军人才，兼任教育部新闻与传播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史学会党报党刊研究会会长、中国认知传播学会副会长、红色文化传播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联盟副理事长等。

编辑：余安琪、赖欣嘉

文：陈浩鑫

图：蔡雅雅